例如，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脸信息等个人信息被滥用的现象频繁发生，相关权利受保护的紧迫性毋庸置疑。
或许有学者认为，这一观点无法在宪法中找到依据，而完全是臆想出来的，因为我国宪法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列，意味着这两种功能并不存在位阶上的差别。施莱耶的家属以保护生命权为由，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但该请求最终没有得到支持。
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强度越大，所要实现的目标就必须具有越高的宪法价值。（一）期待可能性的考量因素 要分析和判断未采取（更多）保护措施对被保护人而言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需要考量很多因素，但基本权利的位阶并非考量因素之一。[6]假如刑法中不存在该条款，立法者对名誉权主体采取的保护措施就可能是不充分的，此种立法不作为是否违反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条款，需要结合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功能具体分析。[14]例如，在关于堕胎的立法问题上，虽然保护胎儿生命是宪法设定的目标，但在适用比例原则审查立法者对胎儿的保护措施是否构成对父母自主决定权的过度限制时，应当尊重立法者选择目标实现程度的自由，即立法者可以选择在较低程度上实现目标（小幅降低堕胎率），或部分实现目标（明显降低堕胎率），甚至是最大化地实现目标（绝对禁止堕胎）。在存在基本权利冲突的场合，立法者为保护一方主体基本权利而采取的措施，构成对另一方主体基本权利的限制。
当涉及基本权利冲突时，在比例原则与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双向约束下，立法者仍然享有一定的决策空间。例如，宪法第36条第2款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规定》第10条有关具体追责情形中规定，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要被追究执法责任。
比如，对行政许可申请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直接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许可申请权。造成危害后果 一般来说，行为人违法履职行为需要造成现实存在的危害后果（包括不良影响），才能追究其执法责任。法律、法规对具体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构成要件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如果裁量基准已经向社会公开，广大行政相对人对此已经产生信赖利益时，严重违反裁量基准亦有可能构成违法，尤其是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
如果行为不至于产生危害后果，甚至会为社会带来较大利益，则不应视为制造风险。在市场监管执法中，危害后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30]这一方案在平衡保障人权和民主立法的同时，还能够尽可能考虑到个案中的各种特殊情形。与之不同，狭义禁止保护不足原则要求对第三人基本权利的尊重足够重要，以至于可以使未采取更多保护措施的做法正当化。国家的积极作为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家不可能随时随地对社会上发生了的或即将发生的全部问题均保持高度关注，更不用说及时提供无微不至和滴水不漏的保护，这与国家通过不作为即可全面实现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截然不同。在此，比例原则没有适用空间，立法者所采取的措施只需满足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要求，即满足宪法划定的保护下限即可。
这与比例原则中的期待可能性考量具有一致性，即对立法益的重要性与其无关。宪法秩序属于一种框架秩序。其一，被保护人权利受到威胁或损害的强度。在考量现有保护措施的效果时，并不考虑立法者是否具有主观保护目的。
即使立法者通过物质资助手段引导第三人的行为，也应被视为对公民自由的干预。二、仿照比例原则建构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不可行 如果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可以像比例原则那样分解为若干子原则，其适用步骤就会更加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那么能否仿照比例原则对禁止保护不足原则进行建构？有德国学者认为，比例原则明确了国家作为的最高限度，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设定了国家不作为的最低限度，两项原则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对立法者形成约束，两项原则也就必然具有对称性，故应根据比例原则的子原则反向推导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子原则，这一观点可被称为对称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基本权利的教义学就是立法形成空间的教义学。[8]Gunnar Folke Schuppert, Funktionell-rechtliche Grenzen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 Koenigstein 1980, S.14 f. [9]BVerfGE 88,203. [10]在该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并未在实体层面明确指出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具体的适用标准，而仅在功能法意义上讨论了适用强度。
如果国家未提供应有的保护，则等同于国家主动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将第三人的侵害行为归责于国家。然而，与刑法领域不同，作为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审查对象的法律规范并非针对个案而制定，且立法者在制定相关规范时，也不可能考虑到每一个案中被保护人的具体情况，这一考量视角不可能适用于判断宪法中的期待可能性。在基本权利冲突的情形中，更有效的保护方案通常涉及对第三人自由更多的限制。适用标准体现为固定不变的步骤，类似于比例原则的四项子原则，适用强度则需要在适用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调整，涉及应以立法者还是审查者的认定、预测和评判为准的讨论，类似于比例原则的审查密度。在宪法层面，适用期待可能性审查的对象就是法律本身，宪法首先约束的是国家法律秩序。防御权始终是基本权利的首要功能，保护义务和防御权相比处于次要地位。
即使不存在基本权利冲突，（部分）不作为的目的也可能是减轻财政压力或者维护其他公共利益，这些目标同样具备宪法正当性。当然，立法者在此还应当充分考虑个案之间的差异。
此外，防御权功能体现出对立法者作为的某种不信任，要求对其宪法正当性进行判断，而保护义务则体现出对立法者不作为的不信任，理应将这一不作为纳入审查范围。三、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中保护下限的确定 既然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不考虑目标与手段的关系，而仅关注立法的客观保护效果是否达到宪法的要求，建构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第一步，就应是找到该原则在保护程度上给立法者划定的下限。
保护一词出现在我国宪法总纲、基本权利、国家机构多个章节中，有国家（的）保护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等多种搭配形式，这些条款均蕴含着对立法者履行保护义务的要求。这在某种意义上进一步否定了第一种模式对目标正当性的建构思路。
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给立法者划定的保护下限与比例原则划定的限制上限，不可能始终重合。其次，国家与私人的侵害行为也有着本质区别。第一种模式中，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在整体上将这些规定视为审查对象，这与比例原则的审查对象一样，均是立法者已经采取的措施。此外，该模式中的适合性原则与比例原则中的适合性原则并无差异。
在不存在公共利益加入权衡的情况下，狭义比例原则要求立法者所保护的利益足够重要，进而可以使对第三人基本权利的限制正当化。当存在基本权利冲突时，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与比例原则共同约束立法者，比例原则给立法者留出的目标设定空间，将被禁止保护不足原则限缩。
立法目标和宪法目标只可能在实现程度上存在差别，如此建构的目标正当性原则基本不具备独立存在的意义。[2]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0页。
依对称说，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适用应与比例原则一样包括四个分析步骤。在解决基本权利冲突问题时，适用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界定的是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最低限度，而适用比例原则界定的是该保护措施对第三人基本权利限制的最高限度（如图2所示）。
[40]Matthias Mayer, Untermass, Uebermass und Wesensgehaltsgarantie – Die Bedeutung staatlicher Schutzpflichten fuer den Gestaltungsspielraum des Gesetzgebers im Grundrechtsbereich, Baden-Baden 2005, S.85. 作者简介：陈征，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即使在基本权利冲突的情形中，提出主张的基本权利主体也只是其中一方，要么是防御权一方主体，要么是保护义务一方主体。反之，如果威胁尚处遥不可及的状态，或者带来实际损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立法者则不必采取保护措施。此外，如果立法者已经采取了保护措施，那么这一措施往往不是某一具体手段，而是一套整体保护方案。
范进学：《论宪法比例原则》，《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06页以下。在一部分人看来，信息滥用属于高强度的侵权行为，而在另一部分人看来，这根本无关痛痒。
[25]类似的尝试，参见前引[23]，Aubel书，第280页。适用比例原则审查的，是这些措施是否构成对父母自主决定权的过度限制。
宪法确立了民主原则，宪法框架必然也要对民主立法给予尊重。就这一目标的实现程度而言，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应将下限划定为宪法容许的最低保护要求，而不应大幅度限缩比例原则给立法者留出的目标设定空间。
